送交者: 愚人 于 May 07, 2016 15:21:07:
如今大妈跳舞成瘾，广场上跳，火车、汽车上也跳，还跳到美英法等国，跳得不亦乐乎。我回家探亲，住在小区里，楼下早晚各一次，广播震耳欲聋，心里很烦这批大妈的表现，你们锻炼身体，增强集体友谊的行动我很赞成，可也得注意不要制造噪声，破坏公共秩序啊。建议大妈最好个人买一个广播听筒，同步地播放舞曲，这样既起到协调舞步，又不妨碍他人听觉的作用，两得之，不知这里的大妈们对我的建议有何意见？
广场舞不知起于何时？2001年我回国时便有了，那时我在西直门上班，每天早晨经过一座立交桥，下面总有中老年妇女在跳舞，或扭秧歌，或扭红绸舞。立交桥下空间有限，所以乐声并不大，都还可以容忍。03年我去康定旅游，一晚住在天全县，一座边远的城市。在旅馆里安顿好了以后，信步走出去吃东西，却见天全县城最大的广场上人声鼎沸，在刺眼的白炽灯照耀下，又是集体舞，才知道广场舞已经遍及边远山区小县。又是十几年了，广场舞愈演愈烈，以至今日。
有些人分析，这广场舞大概来自文革里的忠字舞的传统，我想可能有些道理。我最早接触到忠字舞在文革初1968年清队运动初期，记得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也滥觞于此时。那时我们被军宣队勒令都要学跳，我觉得很搞笑，那么大的人了，又不是舞蹈演员，或者文艺兵战士，大庭广众之下扭得多难看。但没办法，也只好在大众舞蹈里学个南郭先生，胡乱比几个动作了事，好在也只有一两次，便无疾而终了。毕竟都是大学生，即使造反也不是现在人所设想文革时那么狂热，大家心照不宣，都不喜欢自己优美的舞姿在大众面前比丑。
过了一年，我分配到地质队以后，才知道工作单位的热情远大于我们真正的造反派，也许因为我们被冷落和最终被镇压，所以多少都看透了文革的实质，而工作单位则因为没有当过毛主席的红卫兵，这时却要表现一番。虽说如此，再革命也赶不上小地方里的革命群众热情高。我观察到此一现象至今在网上保持，你去瞧瞧周围几个网站的左友们，若是是在平时写贴时透露过自己早年生活的地方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多数来自县城或农村，而来自大城市的网友们大约都是老油子了，对时势看得很透彻，很少去做“爱国贼”的。：）
书归正传，却说1970年深秋的某日，那天我们小分队从野外归来得早，回到驻地刚歇下。我们住在镇革委会后面一个清静的大院里一间很大的厢房里，十几个人住在一起。屋子里也还有些空间。却发现，
一队红小兵进来了！这群红小兵大约有七八岁的样子，稚气的脸上红扑扑的，左臂上套着一只“红小兵”的袖套。内中一个小丫头扎着羊角辫子，竖在头顶上，样子很滑稽。其实我早在镇上就注意到她的滑稽形象，我喜欢滑稽形象的小孩，所以也就注意到了她。现在，这个小丫头却是红小兵的头头，不可以相貌论人之水平，眼前此丫头不是简单的幼稚滑稽，而且已经显露出领导能力了。现在她走到我们的屋子中间，围着十多个小孩，多数是女生，她把语录本拿着，对着一屋子大人宣布，毛主席教导我们，。。。意思是说，要对我们进行革命宣传。
我们当然只能鼓掌欢迎，甚至也有些好奇，心想，也算是活跃一下生活气氛，虽然未必真从她们即将的表演里得到教育。于是表演开始了。
首先是背诵语录，然后是唱革命歌，老实讲，这些歌我大多都会唱，也都唱烦了。其中也夹杂几首：“红小兵，起得早，大家来做--广播操！”之类。然后节目进行到高潮，这些小女孩开始跳忠字舞，一个舞接着一个，就这样跳了两个小时之久，可她们仍然精力充沛地跳下去，不免使大家开始生厌，因为毕竟需要休息了，且各人还有一些公务要做。可是，我们却不能公然制止他们唱毛主席教导的歌，跳崇敬毛主席的舞，那时候谁要这样做的话，吃不了兜着走去吧。
终于忍耐不住了，其中一个叫老高的北京人对小女孩子们说，欢迎你们继续跳，继续唱，但你们现在也累了，该回家吃饭去了吧？可是那个滑稽样子的红小兵却斩钉切铁地说，我们不累！我们还要继续。好家伙，都快三个小时了，还不累，也不知这群革命的后代的父母咋管的。：）
另一个北京地校毕业的老于对小姑娘们说，我们欢迎你们明天继续来，但希望你们把老师也带来唱，带来跳。此言一出，红小兵们顿时怒目圆睁，大声地叫，你侮辱我们的老师！于是老高和老于都嗫嚅着不敢搭话。也许我年纪轻，而且见过大场面，所以就站出来打圆场，说，这两位叔叔也是好意，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们支持，但也要注意身体健康啊。再说，你们明天把老师带来，不是把革命宣传搞得更好吗？我以为自己这样说更冠冕堂皇，却不料那个滑稽面孔的女红小兵却带领她的同伴把革命矛头指向我，说我很狡猾，是阶级敌人。我也火了，说，你们不听话，继续胡闹下去，我不但要告你们家长，还要告你们学校！老高偷偷地拉我的衣服，我回头看他，他脸上微露恐惧。我知道，老高在京读书时，曾因为打群架，被拘留过，分队有时开大批判会，领导不时不点名地提醒大家要注意和老高接触。但我当时在兴头上没有考虑得很多。结果表演变成了吵架，在大家一阵轰下，红小兵们终于撤退了。
屋子安静下来，这时我才发觉可能犯了大错，万一她们告到镇革委会或者我们分队领导那里，说我们反对毛泽东思想宣传，我们将如何办？她们真告到老师那里我们倒不怕，就凭中央地质单位的人的牌子也能镇住小镇里的工作人员，可若被告反对伟大领袖呢？
然而想错了。
第二天我们从野外收工回家，我因为有些事要去队部处理，没有按时回集体宿舍。等我办完事回屋子时，却发现一群小学生，昨天那些宣传队的孩子都在，另外还有多来的十多个男孩子，正聚集在我们的大屋外面，高声叫骂。窗户和门紧闭，一些孩子还拿起石头、稀泥巴往窗户上扔。我们住的是旧式厢房，窗户很大很多，屋子里的工人同志们根本不敢和孩子对阵，只能关紧大门，一任孩子们闹。我偷偷躲在一边看了一阵红小兵们的表演以后，把心放了下来，毕竟没有被提高到政治路线斗争的高度，她们的斗争策略不行，犯了大忌。这下可好，被我们抓住了破绽，我和一个同事遂走向镇革委办公室，要求他们制止这些小学生胡闹，问题自然轻松地解决，只是下来后大家忙了很久清洗窗户、大门和地。
2009年，我故地重游，在桑枣镇一间装饰得很好的小旅店住下。老板娘是一个五十开外的人，很精明能干，她听说我以前在这里工作过，现在从国外回来怀旧，让我帮她鉴定她收集的古生物化石，又称赞我显得年轻，像小伙子一样。那一夜，她正好在旅馆里庆祝中秋，就让我参加宴会，席间有老伴、女儿、儿子、女婿参加。谈起桑枣往事，她说她那时对我们地质队印象很深，又说她那时只有七八岁，。。。
我不知道她参加过当年的“广场舞”没有？不好意思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