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误解了唯物主义

　　有朋友问我，大陆今天的追求享乐、物质实惠的价值观，是否与过去多年宣传 的唯物论有关。一想再想，这问题还真有点难答，不像小葱拌豆腐那样一清二白。



　　当年恩格斯为辩证唯物论辩护时说，在庸人的眼睛中，唯物主义就等于吃喝、 玩乐、享受、酗酒等等他暗中追求的一切。的确有人这样误解过唯物主义，但也的 确有唯物主义的思想家自己就这样地把唯物主义庸俗化了、糟蹋了。

　　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自古即有之。有位学者说，“Materialism”这个 词 其实应翻译为“物本论”，而不是“唯物论”。“物本论”者，以物为本而已。那 个“本”，是本源、本根、本质的意思。唯物论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包括生命 和精神，都可用物质及其运动的不同形态来解释。至于那种认为只有物质利益才是 实在的、重要的，观点不应称为唯物主义，只能名之“实利主义”。

　　严肃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都鄙视只追求物质享乐的“实利主义”。古希□的唯 物论者伊壁鸠鲁以快乐为人生最高的善，但其快乐指的不是享乐和放荡，而是“身 体上无痛苦和灵魂上无纷扰”。马克思是唯物史观的奠基人，但他恰恰反对人成为 金钱的奴隶，说那是异化，他渴望的是人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在人间实现天 堂。

　　主张唯物论的，虽然大都是无神论者，但也未必个个都是。伊壁鸠鲁就坚决相 信神明的存在，只是神只在忙他们自己的事情，并不过问人间的是是非非。激烈地 攻击基督教的，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们，主要也不是出于理论上的原因，而是实践上 的、政治上的原因。就连保守的黑格尔都看到这一点了，说他们攻击的是天主教中 最无耻的迷信、教权、愚蠢、出卖良心，并且，无耻和不义都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 步。

　　当年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曾经同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家们 都辩论过。尽管这两个学派在哲学观点上针锋相对，但保罗既没有拉一个，也没有 打一个。他单刀直入要“把你们不认识而敬拜的这位神，传给你们”，因为上帝其 实“离我们各人不远，因着他我们可以生存、活动、存在”，“过去那无知的时 代，上帝不加以追究；现在，他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好了日 子，要藉着他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给万人作一个 可信的凭据”《使徒行传》17:23, 27, 30, 31（圣经新译本）。

　　可见根本的问题不在于人们主张的是什么主义，而在于人想出来的一切主义、 思想和理论，都不可能知道上帝，相信耶稣就是相信上帝，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我们中国人哪

　　当年在北京读研究生时，一位老先生指点我要区分两种价值观，即哲学的价值 观与世俗的价值观。无论是孔、孟还是老、庄，这些哲学家的价值观，的确对社会 有深刻的影响，并得到当权者的推崇；但盘踞在人心深处的、在社会上真正通行 的，却是世俗的价值观。其核心就是追求福禄利寿、升官发财、功名富贵……这是 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

　　如果一个中国人有点异想天开了，亲朋好友往往会劝他“实际一点吧”。这个 “实际”不是指客观存在的事与物，而是要你别逆着社会潮流走。而这个潮流的大 趋势就是追求实惠、实际利益、实际效果。

　　十八世纪来北京传教的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在其回忆录中就比较过，说中国 人非常注重实效，而欧洲人则是异想天开。那时还没有胡适博士介绍过来的美国的 实用主义。就是实用主义后来传到了中国人的手里，与那个“有效、有用”相连 的，就不是真理的证实问题了，而是怎么样地处理实际生活或者说有什么好处。

　　深感于中国的老百姓太讲实用了，孙隆基愤愤地说，中国人一般老百姓的生活 意向，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养”字。此语不全是夸张。我们俗语讲的是“养生”、 “养家”、“养孩子”、“养身子”“养精神”、“养老”，就连“大同世界”这 个理想天地，讲的也是个“皆有所养”。与这个讲究实用相配的，就是林语堂所说 的，“中国人对抽象的观念没有胃口”。所以，“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 就是好猫”。这样的话，最对中国老百姓的胃口，并且，也容易消化。

　　1949年，革命了。革着革着，就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了。与传统观念彻 底决裂，不管有产无产，都要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笔者 曾被灌输过这种世界观，后来也向别人灌过。什么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等。我上学的那个年月，人们说这套大道理听起来挺玄 的，现在的说法是“太空”了。有多少中国人明白它，又有谁感兴趣？有是有，不 多。政治课中精神溜号的现象从中学、大学到党校，比比皆是。

　　不过，那套道德观，即“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对中国人民却影响甚深。它最明 显的特色，除了阶级道德论外，就是在革命旗号宣传的“禁欲主义、苦行主义”， 即为了革命必须牺牲个人利益，可以名之为“革命的禁欲主义”。从我明白事时 起，灌输给我们的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完 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是“艰苦朴素”，是“节约每一个铜板”，是“小车不倒 只管推”……

　　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家喻户晓的模范人物，以致于刚进幼儿园的小孩 子都必须学雷锋。不能不承认，在这种“革命的禁欲主义”的影响教育下，当年的 确出了一批批追求理想的“革命的傻子”，他们严于克己，遵守纪律，鄙视享乐， 无私地奉献，为了革命的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辞。这样的人用现代人 的话来说，是“有毛病了”，“傻得都冒傻气了”。

　　文化大革命把“革命的禁欲主义”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女孩子连穿条裙 子都是腐化堕落的苗头。生活本来已经苦不堪言了，但还叫你吃忆苦饭，咽下去后 还得思甜，就连人之大欲也被革命革得够可以的了，那八个样本戏中的女主角，几 乎个个都是女光棍或者活寡妇，不近男色。

　　当然，那个“欲”只是让老百姓去禁的，官越大就越不在被禁的行列之中，这 是另当别论的。需要点明的只有一点，到老百姓渐渐地知道了那些鼓吹禁欲的大人 物们，是如何如何地纵欲之后，“革命的禁欲主义”就从道义上彻底破产了。转眼 间，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开始的一个“价值解体”的社会过程了。

　　东鸦西鸦一般黑

　　从表面上看，中国大陆目前流行的追求实惠与享乐的价值观，是对1949年后流 行的“革命的禁欲主义”的反抗。这些年来，尽管大陆不断有人批判当今时代是天 下无道、人欲横流，要通过道德教育挽狂澜于既倒。但大势毕竟已经去了，回头无 路。

　　手边有一本翻译成中文的贝尔写的大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1978年写 的，据说是名著。书中说，资本主义精神有双重的起源，一个是韦伯所谓的“禁欲 苦行主义”，另一个是桑巴特提出的“贪婪攫取性”。此两者一为“宗教冲动 力”，一为“经济冲动力”。但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这两者出现了严重的失调， “宗教冲动力”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耗尽了能量，“经济冲动力”则成为社会 前进的惟一主宰。反映在文化上，就是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是“大 众享乐主义”。

　　他分析说，现代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汽车和电影电视的普及，广告术的普遍渗 透，分期付款的信用卡制度的发明，这一切为“大众享乐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温 床。大众享乐主义的主要动机，就是追求无限体验的冲动与不受节制的享受，它的 绝对命令是“享受生活”、“满足我的欲望。”让我们尽情享乐吧！让我们尽情地 吃喝玩乐玩女人吧，“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朝死与活”。这些东西在过去被视 为颓废、空虚和堕落，但在今天却被看成是想得开，是潇洒，是放达，是明智，是 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古代的所罗门王曾把那一切的享乐看成是“虚空的虚空”， 现代人才不在乎什么虚呀空呀，他要先得到，先享受，要在人生中潇潇洒洒、快快 乐乐、舒舒服服、风风火火走一遭。死了，拉倒！

　　就在教会这个历来被看成是圣地的地方，成功神学也正在大行其道。“只要你 真诚深信你会有大笔财富，就能拥有它。”美国一位鼓吹“积极思想”的大牌牧师 就这么“传道”，并且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而另一位主张“积极宣告”的 “信心教师”则说，信心“乃是一种宣告”，“我宣告什么，我就可以得着”。有 人用一句话概括出了这类所谓“新福音”，“那就是健康或者医治，丰盛或繁荣， 有时甚至是财富，还有幸福。”“我要得到医治，我要得到健康，我要得到钱财！ 我要得到繁盛！”除了这以外的，还有就是我要得到性！大概这太露骨了，在教会 不能这么喊，于是喊我要快乐。

　　中国大陆目前流行的追求实惠、实利的道德观，正是在步西方的后尘。

　　“天”塌了。

　　贝尔说：“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这个危 机早在十九世纪就种下了祸根，那时，尼采就狂妄地宣告，上帝死了。说完这话， 他就疯了。

　　如果上帝死了，那人怎么办呢？这是个问题。 　　在被毛姆称为“主题伟大”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文学巨著中，陀思妥也 夫斯基一再探索了这个问题。书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即不信上帝的新派人物伊凡 说，在他三十岁以前，他愿意像他父亲一样，“把色欲当作磐石来作为立脚点”。 “既然趴在了这个酒杯（指色欲）上，在没有完全把它喝乾以前，是不愿意撒手 的。”他的弟弟阿辽沙对哥哥说：“这就是沉醉于荒淫生活，就是使灵魂腐化堕 落，是这样么，是这样么？”伊凡承认是的。那你靠什么方法幸存下来呢？阿辽沙 又问，是不是靠卡拉马佐夫的方法：“一切都可以允许”，“一切都可以做”？哥 哥不得不承认，是的。

　　“卡拉马佐夫的方法”把没有上帝推到了逻辑上最彻底的结论：若无上帝，孰 不可为！一切都是可以做的。这听来刺耳，但非常真实、坦率。多年来，大陆宣传 的唯物论一直把无产阶级（或者“人民”、“党”）的利益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最 高标准，但是，“人民”的利益从来就是对的吗？再说，谁是人民啊？怎么去判断 人民的利益？天知道。退一万步说，就算人民的利益一直是对的，我这个偶然来到 这个世界上的高级动物就必须顺从它吗？这正是大陆唯物论宣传中的根本困境。

　　大哲学家康德早就看到了这个危机，所以，尽管他认为上帝是否存在在理性上 是无法证明的，但在实践理性即道德生活中，上帝的存在、自由意志和永生，却是 人的德性得以成立的基础。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则说，“如果上帝不存在，就应该把 他造出来。”

　　中国的老百姓历来也都是敬畏神明、上天的，所谓三尺之上有神明也。所以， 到哪个庙都烧香，见神明都磕头。社会主义革命把这一套全扫荡了，说那是迷信。 你不让人信，可以，但人总得信点什么，是吧。对神明的需要总得用神明来代替。

　　于是，大陆就造出了一个人间神，集合来看，它的名字叫：党；分别地看，那 是伟大领袖，“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代表着人民的党和领袖，从来都是伟大、光 荣、正确的，还要加上善与美。小百姓的看法就简单了，说上面不会错的，错的只 是伟大的人民。

　　但是，当天安门广场上伟大领袖的“纪念堂”建成的时候，人心中的“天”却 塌下来了，原来，伟大领袖也是人不是神啊！于是，当深圳特区的口号，“时间就 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了经济活动的原则的时候，在文化领域中也发生了一 场静悄悄的革命。革命的初期是以尼采“打碎偶像”“重估一切价值”的精神为代 表的（在官方的理论中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它表现为对旧的以 “革命的禁欲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的否定，从抚摸心灵的“伤痕”，到唱出“一 无所有”，到把中国人崇拜了三十多年的神请下神坛。这时，被精神奴役的人们终 于喘了一口气，说“解放了”。

　　但解放了的人们很快就发现他面对着的是一个空虚世界，是“从来就没有什么 救世主”了。于是善恶就是相对的了，取决于个人的喜好；共产主义的理想太飘渺 了，于是就寻求实惠；靠我们靠不住，只好“全靠我自己”了。八十年代初期大学 生、青年人中间的那场人生观的大讨论，虽然官方竭力正面引导，但挑战者提出的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哲学，或者直接就说“人都是自私的”，已经暗暗 在人心中生根了，并且是植根于新的经济土壤中。

　　从此后，虽说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领域中，人们还在“摸着石头过河”， 但他们在精神领域中已经不用摸了，他们已经抓住了一个大石头，那就是“我”。 一夜间人们好像都明白了，都想开了，哀叹一无所有没有用，最要紧的是抓住为 “我”的，“跟着感觉走”的那个感觉，就是我的利益、我的享受、我的幸福、我 的价值。而在我的世界中，最实在的就是物质利益。中国人爱用个“搞”字，过去 是“搞革命”，“搞运动”，现在成了“搞活”，“搞钱”，“搞乐”，就连过去 带有贬义的“搞破鞋”也成了中性的“搞女人”，并且是有本事的象徵。

　　中国虽然在经济上正挤着搭上“后工业社会”的列车，但在文化领域中，已提 前加入了现代社会的俱乐部。中国虽然没有像西方那样流行过什么像样的“现代主 义”，有的一点点东西大都也是模仿或者抄袭，并且，往往慢了好几拍。但中国人 正在竭力挣脱“革命的禁欲主义”的枷锁。

　　中国式的唯物论告诉中国人没有上帝，中国人信了。文革又使他看清了，伟大 领袖也不是上帝；现在中国人似乎更真的明白了，我就是我的上帝，而我这个上帝 关心的就是我自己。当然罗，咱们不必向西方那样公开地建立以享乐主义为核心的 “文化霸权”，我们在嘴上在公共场合还要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但我们 心里要明白，只有建设好我自己的小安乐窝，才是实在的。

　　若无上帝，孰不可为？“卡拉马佐夫的方法”，终于彻底摧毁了套在唯物论头 上的光环。那么人可以抓住什么实在的东西作为救命的稻草呢？没有，什么也没 有。他只好无可奈何地抓住我的实惠，我的享乐。他心里清楚着呢，这也是靠不住 的。但管他呢，“我死后哪怕洪水滔滔”！

　　但问题是上帝在，他一直在。耶稣说：“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这 一点，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可同作见证。他们没信耶稣前，也有心中魔，叫它财神也 好，色鬼或者权力欲也罢，反正它们总是弄得你求生不满足求死又舍不得。不管你 怎么淡泊明志，怎么寡欲绝情，可你面对的仍是情海无涯、欲壑难填。但自信了耶 稣，他们不仅知道了一仆不能二主，人“不能服事上帝，又服事金钱”。他更愿意 尊主为大。也是奇了，耶稣一在人生命中作了主，人从此就不再六魂无主。

　　当然，他七情六欲还是有的，也照样要操心柴米油盐酱醋茶。但他明白了自己 是个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更要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时，他就觉得 有一句骂人的话还真有不少的黑色幽默，那话是说，你这个人怎这么不是东西呀。

　　作者来自山东，在省委党校中教授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年。现居美国伊利诺 州，为自由传道人，并从事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