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年年底，我们 搬进了新家。新家的门前屋后，原来的房主开了七块小小的花匍。
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拥有过这么多的花园，很兴奋，自然就想起了种花。

芝加哥地区的春天来的晚。三月中旬时，虽然日历上标明是春天了，可外面却有飘
飘洒洒的小雪花。不过，落地不久就化了。地暖了，雪花先知道。等到了三月底，
终于看见地上冒出了一棵棵嫩嫩的绿色小草，浑身都透出一股新鲜的灵气。种花的
时候到了。

我先去买花种、花苗。

除了专门的花圃之外，美国的五金商店里头也卖花种和菜种，有的还有一个花圃，
花草树木都买，并且价钱比较便宜。我来到了全美最大的一家五金连锁店─Menards，
转了一圈后发现，有一种花种很像小时候我在家乡看过的地瓜花，但那上面标的
英文名字叫，D　a hilas。 拿不准它到底是什么花，我回到家后，赶快就查〈新英
汉词典〉，一看，是大丽花。虽然大丽花这个词挺文雅的，但在我们家乡人都不那
么叫，我们管它叫地瓜花。俗了点，但挺实在的。

地瓜花的叫法大概与地瓜的形状有些关系。我们当地的人都把红薯叫做地瓜。地瓜
花的根茎跟地瓜一模一样，只是皮不是红色的，而是白的，当然我也见过白色的地
瓜，吃起来也甜滋滋的。到美国快十年了，但很少看到地瓜花，也许是我以往没太
注意。但在我们家乡，你就是想不注意它都办不到，一到夏天，它开得到处都是，
花又大又亮，从夏天一直开到下霜。一团一团的，这朵花还没谢，那朵已经怒放了，
开个没完没了。

不久，我就花了四、五美元，买了四株地瓜花种。地一暖，我就把它们种到了门前
的花园里。半个月后，第一片绿叶就冒出来了，那叶子毫无娇嫩之态，它的形状大
大方方，挺得结结实实，连颜色也是深绿的，一切，都同我小时候看到的一模一样，
是地瓜花，没错，我几乎是百分之百地肯定了。

又要看到家乡的花了，我有些激动。

以后接下来要干的活就是浇水而已，没施肥，也没去管虫害，地瓜花的生命力很强，
家乡话说它长得“泼实”，自己就照顾自己了。但每天早上，我都注意看它们又长
大了多少，随着它们越长越大，我就越盼它开花了。

终于等到了。先是一朵，然后两朵、三朵，不到一个星期，就数不出开了多少朵花
了。有粉色的，有金黄色的。我特别喜欢金黄色的的那一株，它的花心有些白，越
是到花瓣的尖上，那金黄色就越重。当太阳照在上面时，那金黄色就发出亮光了。
早上，又有太阳的时候看它更好，绿叶上滚动几颗露珠，露珠中含着一闪一闪的金
光。

有时是早上，有时是晌午或者黄昏，我常常站在三、四十朵大小不一的粉色、金黄
色的花前陷入了沉思，就是那起舞的蝴蝶，轻柔的夏风也带不走我那一丝愁绪。我
的愁绪浸着少年时心灵的苦水。因为我想起了一个爱花的人：景叔叔。

景叔的名字叫景奉文。

我小时候家里很穷，粮和菜都不够吃。因此，虽然有一块生产队分给我们家的自留
地，但从来舍不得在那上面种花。别说自留地了，就是我们房前屋后，除了小道之
外，凡是能放下一支脚的空地，妈妈都领着我们在那里种上了蔬菜。春天种小白菜、
茄子、辣椒、土豆、云豆，秋天种大白菜和萝卜，全家吃的菜全靠这点地。

有一年前院还种了烟草，烟叶长得像芭蕉叶那么大时，生产队来人要拔掉，说是上
面下了命令，要农村的社员们“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烟草就属于那尾巴。想那原
因也就是因为农民想靠烟草卖点钱。大哥发火了，站在地头要跟他们拼命，因为我
们家还指望靠卖烟叶的钱来买粮、买盐、买酱油。

我们那个大杂院中十二、三户人家，只有景叔叔的家在门前开了一个花园，他家后
院那块地也种菜，还有玉米。我感到很奇怪，他家的玉米熟了，不摘下来吃，也不
拿去卖，就那么长着，直到老了，才摘下来，挂在屋子里头的窗户上边。当种子用。
可他家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多的种子。都弄到哪里去了？我不明白。

十多年后我才知道，景叔是玉米专家，在全中国都是数一数二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后，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他得到了一等奖，当时全国只有两三个科学
家得到了这个一等奖。可我小时候只听妈妈说你景叔有学问，有什么学问，就一点
也不知道了。我想，就连我妈妈也不知道景叔有那么大的学问。我那时关心学习，
但不关心学问，更没有想到景叔的学问对农民有多么重要，在北方，玉米是农民的
主要粮食作物，在那个贫穷的年代中，多收一棒玉米，就意味着农民少挨一顿饿。


我没注意到景叔的玉米，但他家的花园我却留心了。花园在他家的门前，有一间屋
子那么大的一块地，种满了花，从开春到下霜，开着不同的花。

景叔爱花，下班回来时常站在花园前看花，有时还进去拔草。他个子高，在花丛中
显得很起眼。那些花有荷包花，芍药花，月季华，还有地瓜花，他们家的地瓜花有
好几种颜色的，但现在清楚地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有大红色的和紫色的了。那大红
色的的红就像农村婚礼上新媳妇的小脸蛋，擦得通红通红的，又偷偷地开心笑了。


我虽然看到过景叔站在花园前笑，但好像没看见他开心地大笑，他的笑我时常令我
感得有点不痛快。现在回忆，想必是他的笑中包含了几许的抑郁。邻居说老景成分
不好，是地主家庭出身，还有历史问题，是“控制使用”的。那时我还不明白控制
使用是什么意思，只觉听起来挺吓人的。后来一位被控制使用多年的老先生告诉我，
说那就是你旁边有一个人，一手拿着鞭子，一手拿着个（政治）帽子，命令你拼命
干活，你要是稍微不老实，他随时就可以把帽子扣到你头上，让你作不成人也作不
成鬼。

景叔挺喜欢我，说我聪明，他看到我时常微笑，还爱摸我的脑袋，还给过我糖块吃。
我虽然每一次都推辞说我不要，但景叔总是坚持把它们塞到我手里，说景叔给的，
没有事。想必景叔知道我们家穷，大人舍不得花钱给我几块糖吃，而我是个小孩子，
哪能不馋糖吃呢？

我很感谢景叔给我糖吃，因为我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块糖。我接下了糖，但不敢马
上吃，怕妈妈说我。妈妈一再告诉我们，不许要人家的东西吃。我一般是把糖紧紧
地攥在手中，跑回家，告诉妈妈：妈，景叔给了我一块糖，不是我要的，是景叔硬
塞到我手里的。妈妈会说，下回可别在要了。还问，你谢谢景叔了吗？还建议，分
一半给你弟弟。于是，我就把糖咬成两半，将我自己的
那一半，含在嘴里，慢慢地化，连心中都甜透了。

我每一次见到景叔，都 会跟他打招呼，问景叔好。

就这样，我说了好多年的景叔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那时，我刚刚十来岁。
从有一天开始，我就不再向他问好了。

景叔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还有“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

那些罪名的确切含义我不懂，只知道那是坏人。我不明白景叔这样的好人怎么一下
子就成了坏人，我妈也不懂，只是偶尔偷偷对我们说你景叔是好人哪，可惜出身不
好。可好人怎能么成了敌人，我更不懂了。但我常常听到上面说，有什么化成美女
的毒蛇，有什么披着羊皮的狼，那么，兴许景叔就是这样的敌人，我拿不准，但怕
他了。我要离他远点。

六六年下半年的一天，景叔下班了，他骑着自行车回到了大院里。往常，景叔一到
了大院的门口就下了车，推着自行车往家门走，院子里的人见到他了，都彼此打个
招呼，至少，说一句“你回来了”，或者微笑着点点头。

但那天，看到景叔推着自行车进院子里了，在院子里聊天的那么多大人，一下子都
不吭声了，或者是低头了，或者是扭过头了，虽然是十多年的老邻居了，但没有一
个人同他打招呼。景叔也就这么低着头回到了家中。

就是那一天，我看见了景叔，他也看见了我。但他没有伸出手摸我的头，我则赶快
低下了头，装着没看见。

从那以后，我一看到景叔，就赶快躲开，不敢和他说话了。和敌人说话，就是敌人
一伙的人，这我知道。我也不再问过景叔的好了，问敌人的好，就是站在了敌人一
边，这我也知道。
景叔叔在他工作的单位经常批斗，怎么斗的，我没看见。

我看见的就是为了惩罚他，每天一大早，他就要扫大街。我们门前的那条大街其实
也就是一个小胡同，一百来米长。景叔扫得乾乾净净的。

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就再也没有到景叔去玩过。

在这以前，我经常到景叔家中玩。景叔的三女儿是我的同班同学，从打我们会玩的
时候起，我们就在一起玩。再大点，我们一起看小人书。虽然街上有摆小人书摊子
的，一分钱看一本，但太贵，我看不起，无法天天看。但景叔家有许多小人书，看
起来不要钱，还能慢慢看。于是，我就常常到景叔家看。

我在那里看过多少小人书啊。

有时景叔看我看书都看迷了，就叫着我的小名说：小三，你爱学习，很好，好好学
习，长大能有出息。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没看到景叔的小女儿也将近三十年了。
文革又进行了两三年后，景叔一家就被赶到农村去了，是劳动改造。走的时候，没
有一个邻居送行。在我的印象中，他家的那个花园从那以后就荒芜了，我也就再没
看到那样美的地瓜花了。
七五年前后，我和景叔在一个学校工作过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彼此见过几次面。
见面时，我还是改不了口，还叫他“景叔”。他还叫我的小名：“小三，你妈好吗？”

可是，当年的小三子已经大了，是大人，他心中也觉得有些对不起景叔，但没有勇
气说出口。那几次，我们谈话了，但不多。

我真糊涂。

我为什么那时不跟景叔说一声对不起呢？要是我说了，景叔一定会摸着我的头说，
小三，忘记那些吧，叔叔没恨过你。可我当时根本就没想到要跟景叔说一句对不起，
没想到请他饶恕一个少年当年的软弱和绝情。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饶恕，更没有听
到说上帝愿意饶恕我们的一切过犯，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今天，当我想说“景叔，请你饶恕我”时，他早已离开人间了，有二十多年了。

景叔得奖后又活了几年，后来得癌病死了。死时大概还不到七十岁。

妈妈后来对我说，你景叔是怨死的，委屈了一辈子，什么病都作下了。

近来我常在问自己，为什么从文革开始我就没有再问过景叔好？在他生命最暗淡的
岁月，我为什么没有给过他一个微笑，一个少年人纯真的微笑？当我这么问的时候，
我很痛苦。我知道，我有一千条理由可以为自己辩护，我那时还是个孩子，知道什
么啊。西方不是有一句谚语吗，小孩子犯的错，连上帝都会原谅。

但我没有一点勇气为自己辩护。

我问自己，我那时才十来岁，曾自信是一个纯真的少年，真的是那样吗？为什么我
的纯真那么脆弱，政治风浪一起，就如成年人一样世故？即使明明知道一个人是好
人，也不肯给他一点点的同情？

为什么爱一个人那么困难，但恨人、忌妒人、贬低人、仇恨人却似乎那么容易？尤
其是当外界条件提供了一个使自己可以合理合法地恨人的机会时，为什么自己就敢
于放肆地去恨了呢？那恨、那忌妒是从哪里来的？难道它们一直就隐藏在自己的心
中吗？

从小父母就教育我说，孩子啊，你长大可得作个好人。孩子啊，你从小就得作个好
人。上小学了，老师也教导我们要作毛主席的好孩子，还鼓励我们把毛泽东的语录
背得熟熟的，要作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
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一切，我都接受了。我也立下志愿，一定要作这样的人。

不错，在常识上我确信，好人就要不自私，要善良，爱帮助人。但好人的这些标准，
为什么那么不牢靠呢？为什么一到遇到了文革这样的大风暴，它们就被吹得不知道
到哪里去了呢？好人不见了，只剩下了人民，敌人；或者革命，反革命。而凡是属
于人民的，就是好的；凡是属于敌人的，就是坏的。

当我用人民与敌人的范畴来衡量人的好坏时，我自己愿意行并且敢于行的好与善，
就成了当局认为的好，就成了上面所允许行的善，因为只有他们能决定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这样，我就从根本上丧失了自己，从心灵、精神到个性，我都主动地将
自己融入那个疯狂运转的机器中，直到自己也变得疯狂，连起码的常识，起码的理
性，都统统放弃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景叔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却连一个微笑都没有送给他，而
那微笑我曾送给过他无数次。

我想到了什么是人。

景叔是人，不是动物，这个常识我知道得清清楚楚。但多年的教育使我相信一个人
若成了敌人、反革命，就不是人了。对于这些不被看成是人的人，革命人民怎么对
待他们，怎么无情，怎么残忍，怎么卑鄙无耻、流氓下作，都是对的，好得狠。对
待敌人就是要狠，要无情，要专政，要把他们彻底消灭。

其实，我真的知道什么是人吗？我不知道。我不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人算什么
呢？算高级一点的动物，还是工具，或者东西。不信人是上帝创造的，使我既不知
人之所以为人，也不知人之为人有其不可剥夺的尊严。

我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懦弱，我可以与一、两个人拼命，但我不敢与“人民”为
敌，尽管这“人民”二字只是一个空壳子，一切都取决于“人民”的领导，只有他
们才能决定哪一个人是属于“人民”的。

我从来就不敢站在敌人一边。

于是，在景叔这样的好人遇难的时候，我胆怯了，我畏缩了，我扭过头不看他了。
这是我的错，那错植根于我人性的深处。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力量、一种倾向，它
使我不敢行我当行的好事，而我所厌恶的恶行，它却给我千般的理由引诱我去行，
并且明明知道错了，还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辩解。

我们的古人称此为无“耻”。

人当有耻。

但若不来到上帝面前，“耻”有什么绝对性，何以为耻？

我要忏悔，对景叔叔，对一切我伤害过、侮辱过和欺凌过的人们。不如此，就是到
了死的那一天，我的良心也不会安宁。不如此，我在上帝面前永远站立不住，因为
我没有承认我犯下的罪并为此而忏悔。

快要下霜了。霜一来，一夜之间，美丽的地瓜花就全凋谢了。

但愿我的心中有一朵永不凋谢的花，它就是那神圣之光永远在照耀。

2000年深秋，写于芝加哥北郊 Green Oaks 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