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还小
那时我还小 幼年 幼儿园 文革 好孩子？坏孩子？ 疏散 再回荷花池 补课 回东北 农村 养家禽 文化生活 学校 回城 尾声 (一) 幼年 1960年5月，乍暖还寒，哈尔滨郊区，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一个弱小 的生命来到这个多难的世界。 那时候出生的孩子，个个在饥饿中长大，而我，不知为什么，体质 又特别弱。不到一岁的时候得了“岣髅病”，父母不知道怎样让我 强壮起来，便把我送到长春我小姨和小姨父那里养了将近一年。在 长春时，有一次他们带我去看病，医生断言：这孩子活不过二十岁！ 也许是可怜我，也许是医生的“死刑判决”激怒了倔强的小姨父， 从那以后他每天一大早骑一小时的自行车给我买牛奶。我至今仍不 明白，在那个饥荒遍满大地的年代，小姨他们是怎么搞到牛奶的。 我深深感谢他们为我那小小的生命能够存活而付上的艰辛。 两岁时，我回到哈尔滨，跟爸爸妈妈一起住在黑大的教工宿舍。父 母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照看我，就把我寄养在住我们家后面一栋 楼里的保姆家。夏天，保姆在地里劳动时 (那时黑大还有大片的可 耕地)，把我放在地头的篮子里。行人经过看到了，都不禁惊叹：这 孩子真乖，温顺得像只小鸟似的。他们哪里知道，我那时是连哭的 力气都没有啊。两岁多了，不会走路，只会在地上爬！ 保姆的工作实在不能令我父母称心，他们狠了狠心，决定再把我送 到千里之外的浙江老家，我大姑那里。说走就走，我爸买了张火车 票，便带着我上路了。那时南京还没有长江大桥，火车是靠渡轮一 节一节运过江的。听我爸说，在那之前他很少照料我，所以一路上 手忙脚乱。我在轮渡上曾让他老人家湿了一身，令他狼狈不堪。历 尽千辛万苦，我们终于到了老家，我爸出生的地方：浙江─舟山─ 定海─荷花池。 荷花池是我大姑姑的家，她当时大约40岁。在我爸一族里，我们都 叫她“大姆妈”。大姆妈是个苦命的人。结婚后搬到这荷花池，不 久，丈夫出去做生意，竟然一去不回，留下大姆妈和当时还在她肚 子里的表哥。大姆妈日日想，夜夜盼，等了几十年，仍旧杳无音讯。 为了生计，大姆妈从此靠缝纫为生。因为心里苦闷，她学会了抽烟、 喝酒，常常喝醉，醉了以后就唱歌。她还喜欢撮麻将，有时几毛钱， 有时几块钱。村里的人见她这种种怪僻，就给她起了个绰号：阿怪。 我在荷花池的时候，大姆妈的儿子不在家，好像是住在上海的亲戚 那里。大姆妈对我十分疼爱。那时候我还小，几乎不记事，脑袋里 有的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画面。记得有一次大姆妈病了，我就站在 她的床头一直哭，哭得她跟我一起掉眼泪。还有一次我到村头的小 池塘玩水，冷得要命，回家后大姆妈给我喝杨梅酒驱寒。还有一次 大家突然欢呼起来，说天上有一架飞机，我赶紧抬头，好像也看到 了什么东西。后来想起来，当时刚刚睡醒，可能是看花眼了。还有 一次，有人一面吓唬我，一面追我玩，是一个叫“苏娣阿姑”的， 背着我拼命跑。 江南到底是鱼米之乡。两年的功夫，在大姆妈的精心抚养下，我成 了一个健健康康的孩子。大姆妈怀着一颗喜悦的心，带着我回到了 哈尔滨。在从定海到上海的船上，我们还看了一部动画片《孙悟空 三打白骨精》。一到哈尔滨，她马上就让我给爸爸妈妈表演孙猴子 弯腿遮眼的动作，逗得大人们哈哈大笑。而大姆妈则喜滋滋地站在 一旁。 谁知，大姆妈的喜悦很快就遭受到双重“打击”，而且都和我唯一 的哥哥有关。 本来在舟山的两年正是我学讲话的关键阶段，而荷花池的老乡是只 说本地话的。结果，我也学了一口他们的“土话”，以至我哥哥十 分失望地对人说：盼弟弟、盼弟弟，那知盼来一个外国弟弟。大姆 妈这时才想起应该教我一些普通话的，可是为时已晚矣。还有一件 事让她耿耿于怀。我哥很小就开始学认字，四五岁时已经能捧着本 《小朋友》杂志琅琅上口了。我回哈尔滨时也是四岁，却斗大的字 不识一碗，令大姆妈十分没有面子。那时她和我睡在厨房的一张床 上，床边的墙上恰好贴着旧报纸。每天晚上睡觉前，她就教我认那 上面的字。如果我学得好，第二天她就会得意地让我在爸爸妈妈前 面“表演”一番。 [Back to top] (二) 幼儿园 大姆妈回舟山以后，我和哥哥都上了黑大的幼儿园。那时黑大有两 个校区，我们住在郊区的总部，幼儿园在市里，所以每个星期一我 们要坐学校的班车进城，星期六再回家和父母一起住。结果几岁的 小孩子几乎个个患了“星期天综合症”，极不情愿让星期天那么快 地过去。而星期六则像节日一样，尤其是在幼儿园吃过晚饭后，大 家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一起有节奏地喊：“大班车、来呀！大班车、 来呀！”上了车，每到一个地方，大家又会一起喊“口号”：“西 大桥、到了！”“和兴路、到了！”。 幼儿园的事我记得的也不多。说得出的，大概不超过十件。有一次 吃完晚饭，老师说晚上放电视。当时我们都不知道电视是什么玩意， 可是被老师兴奋的情绪所感染，大家都很兴奋。饭后，老师把我们 领到一个大房间一排排坐好，关了灯，电视就开演了。那天放的是 部故事片，叫《鸿雁》，讲的是个邮递员的故事。那时我还小，看 不懂里面的故事情节，更不知道那位男主角就是几年前天天为我买 牛奶的小姨父。 幼儿园里令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当时班里四 面的墙壁上都贴了毛主席的画像。一天老师叫大家在小椅子上排排 坐，要“面向着毛主席像”。有一位同学，还是个女孩，偏偏跟大 家唱反调，和别人坐的方向相反。老师批评她，她竟然振振有词， “我前面也有毛主席呀！”当然，理论上她是对的，但谁不知道她 是强词夺理呢？老师一怒之下把她揪到楼上的阁楼，还吓唬我们说 那上面多可怕多可怕。哪知道那位小姐回来后，眉飞色舞地跟我们 跟我们白话，说那上面别提多好玩了。说她看见大老鼠，有那么大， 眼睛发着红光。有机会她还想去。这女孩比我大一岁，比我先离开 幼儿园。她家住在我们家对面，所以我还知道她其它一些趣事。我 上中学时又和她在同一所学校，那时她还是班干部呢。 [Back to top] (三) 文革 文革开始了。不久，黑大校园里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大字报。一天， 穿着军装的小姨和表哥小龙突然来到我们家。像往常一样，小龙带 来许多令我们爱不释手的小人书。我们一起在外面玩，一起到食堂 打饭。小姨来做什么我则不清楚，也不关心，反正有小龙和我们玩 呢。那时我还小，不明白这个“史无前例”的革命对国家和我们家 有什么影响。只记得小姨每天出去看大字报，回来后就和我爸妈谈 论所看到的东西。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小姨回去不久就自杀身亡 了。我父母从来没和我们讲过小姨自杀的原因和细节，我只知道她 受了冲击，不能忍受，便走上了绝路。 我妈妈家一共姐妹三个，小姨长得最漂亮。她一直是部队文工团的 演员，也演过电影 (《上饶集中营》的女主角)。 小姨夫是长影的电 影演员，曾扮演《英雄儿女》中的王成和《刘三姐》中的阿牛。小 姨去世后，他和吉林歌舞团的莽双英结了婚，不幸的是，莽姨去年 也病逝了。 武斗开始了。黑大院里常常有一队队人手持木棒、戴着柳条帽横冲 直撞。那时哈尔滨有两大派，八八团和造反派。每个人都要表态支 持哪一派，连小孩子也卷了进去。像我哥那些比我大一点的小孩被 某派收编，成了什么队的成员。有一次他和另外几个小夥伴在那些 人的学生宿舍里玩，忽然被另一派的大队人马包围了。他们一间间 地搜查宿舍，要抓我哥他们一派的人。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我哥他 们几个躲在门后，大气都不敢出。忽然，门被一脚踢开，有人在外 面大声问道：“里面有没有人？”我哥太紧张了，以至脱口而出， “有”。这下可好，躲在里面的人统统被揪了出来。后来因为我哥 太小，被他们“无罪释放”。至于其他人的下场，我就不得而知了。 那时我还小，不够资格参加任何组织，父母也不必为我而担心受怕。 武斗结束后不久，党中央传来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党的“九大” 即将召开了。全国上下顿时一片沸腾，喜气洋洋地准备迎接这次具 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当时有这样一首家喻户晓的歌： 长江滚滚向东方， 葵花朵朵向太阳， 满怀激情迎九大， 我们放声来歌唱。 …… 当时还有一首借用东北名歌曲调的歌儿在哈尔滨也非常流行： 新苫的房，雪白的墙， 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 贫下中农瞧着你， 越看越心里越亮堂。 …… “九大”以后，上街庆祝游行成了风气。毛主席每发表一次讲话， 单位就连夜组织游行。大家手里拿着自制的旗子和各式各样的灯笼， 在马路上一面敲锣打鼓，一面高呼口号。我们楼里有几个比我大一 点的孩子们自发组织了一支“宣传队”，每天排列自己设计的舞蹈。 我也很想参加，可是他们不要。我只好跟在他们后面，羡慕得不得 了。 参加“宣传队”的以女孩子居多，大多数男孩子则喜欢别的游戏， 玩的最多的是打乒乓球、弹玻璃球，玩扑克和下军棋。我最喜欢下 军棋，因为有时候会有机会和大人杀上几盘。恰巧我上面提到的那 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子的老爸是个“军棋迷”，有时候找不着 对手，就来欺负我。我非常想赢他一盘，争口气，让他不要把我看 扁了。有一天机会真的来了。那次好像是在锅炉房(为什么在那儿我 已记不清了)，旁边还有一位看热闹的当裁判。我的一个“营长”英 勇无比，“下底传中”突击成功，下一步就可以扛棋了。如果我赢 了，这将是非常漂亮的一盘棋，因为我几乎已经弹尽粮绝，而对方 的“司令”还在。可麻烦就是这个司令健在，所以他的军棋是暗的， 我要猜。猜对了，千古佳局；猜错了，成千古恨。我紧张得不行， 抬头偷看对方，却见他神态自如，照样抽他的香烟。(这个老狐狸！) 沉思良久，分析了这盘棋出现过的各种情况后，我将高营长向一边 轻轻一横。再看对方，我的心不由向下一沉… 据旁观的人后来说， 当时我的脸憋得通红，好像马上要哭出来了。 [Back to top] (五) 好孩子？坏孩子？ 我们住的楼里大概有百户人家。我们家在三楼，二楼住着一家姓田 的，父母是中文系的老师，膝下一儿一女。他们的家教很严，孩子 要在家读书，不能和我们这些“野小子”玩。很自然，这样一家人 被我们视为“异类”。那男孩比我小两岁，脖子后面有一个黑痔， 我们送他一个绰号“一撮毛”。只要他一出家门，我们总要围着他 起哄，搞点恶作剧，常常弄得他哭着回家。没想到后来他们兄妹俩 都进了最好的大学，而妹妹更是个天才，小小年纪就成了诗人，联 合国还专门为她出了诗集。真难想象一个在那么恶劣环境里长大的 女孩怎么能写出那些美好的诗歌。想想自己呢？真是惭愧。 不想还好，一想又想起许多小时候做出来的羞愧之事。到美国之后 常常想，如果有机会去哈尔滨，一定要向当年被我伤害过的那些人 道歉。那时候，在一楼的尽头住着一对姓王的残障夫妇。那王叔叔 可能受过伤，上身和正常人一样，腿却没有了。王阿姨 (不知道她 本人姓什么，权且让她也姓王吧) 的双腿不好，都要靠柱拐杖。这 样一对行动不便的人也是我们欺负的对象。有一次，趁王叔叔上班 不在家，我们一群小孩子去敲他们的门。王阿姨一出来，我们众人 便一哄而散。这样搞了几回，我觉得很乏味，便跑到楼外，来到他 们家窗户底下，捡起一个大土块，从窗户爬进他们的睡房，把土块 扔在他们的床上。正要离去时，王阿姨从外面进来，看了个清清楚 楚。第二天，我和我妈恰巧从他们家经过，王阿姨叫住我妈，把前 一天的事告诉了她。我妈正要责备我，王阿姨却赶紧说，“别骂他， 我知道他是好孩子。下次你别让他跟那些小孩在一起就行了。” 和我们住同一层的还有一家姓刘的。刘叔叔是数学系的老师，刘阿 姨在城里上班。文革开始后，刘叔叔被打成数学系的“反动权威”， 挨了批斗， 连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刘家有两个 女儿，年纪都比我小，常常受我们的气。有一年春节刚过，我从他 们家门口经过，发现他们都在里面，却忘记了锁门。我急忙回家， 拿出剩下的一些鞭炮，跑回他们家门口，点燃鞭炮，拉开门，把鞭 炮往里一仍，关上门，扭头就跑。只听一阵鞭炮响，随后是两个女 孩惊吓的哭声… 人之初，性善乎？性恶乎？ 我们的善来自我们那与生俱来的良心，它不仅在我们做恶时责备我 们，它也督促我们行善。我们的恶则来自我们犯罪的天性，这罪性 也是与生俱来的。问题是我们的罪性常常胜过我们的良心，使我们 行善时力不从心，行恶时却游仞有余。呜呼！人祸的根源就在于此。 [Back to top] (六) 疏散 六九年中苏边界的“珍宝岛事件”使两国关系骤然紧张起来。毛主 席说了一句“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哈尔滨到处挖起防空洞 来，甚至连有轨电车都要改轨。挖防空洞是大工程，先要架起一个 大棚子，再接上电灯和滑轮。挖洞的人要戴安全帽，用滑轮送到洞 底。挖出的土再用滑轮拉上来，然后运到远处，以免暴露目标。虽 然因为那时我还小，轮不到去挖防空洞，但我还是常常到那里去玩。 特别是夏天，天一黑，许多的蛤蟆赖飞到防空洞口灯下，我们可以 抓来玩。后来听说苏联的导弹像长了眼睛，能从防空洞的入口钻到 里面去，不由得想起《地道战》里的情节：地主挖洞碰巧与隔壁的 地道挖通了，于是鬼子来的时候告诉了鬼子，他们就使劲往地道里 灌毒气，呛得民兵和老百姓拼命咳嗽。吓得我心里暗下决心：打起 仗来绝不下防空洞。 “珍宝岛事件”带给我们最大的影响是人口疏散。六九年林副主席 一声令下，我和哥哥便于当年十月离开父母，来到千里之外的浙江 老家。这次担当“护送”任务的是我妈。在三棵树开往上海的列车 上，她老人家被乘警带走，有幸参加车上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 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因她迟迟不归而紧张不已。火车途径南京 长江大桥时，车上的窗帘都要拉上，据说是为了大桥的安全。上引 桥前，从车窗看见大桥的壮丽灯光，然后就轰轰隆隆地上桥，又轰 轰隆隆地下来了。什么都没看见，只是在黑暗的车厢里，有一点神 秘的感觉。 下了火车，我妈带我们哥俩乘上三轮人力车来到二姆妈(二姑姑)家， 大姆妈已从定海到那里等我们了。在那里迎接我们的，还有奶奶、 叔叔一家和小姑父以及他的儿子。见了我，大姆妈含泪把我搂在怀 里。我呢？似乎已经忘记这位头发有点花白的长辈是什么人了。 我妈把我们送到上海后就回哈尔滨去了。在她离开之前，当时聚在 上海的亲戚们都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那张合影的最大特色就是 每个人的胸前都别着一枚硕大的毛主席像章。讲到主席像章，我想 起刚刚时兴的那会儿，全国流行的是一枚纽扣大小的红铁牌，上面 刻着主席的头像。后来又流行一套塑料的，长方形，毛选形状，也 有主席的人头，并有各种颜色。有一次两个学生在黑大的教学楼里 打羽毛球，玩热了，把外衣放在地上。我看到后，心里不禁阵阵狂 跳，因为他的外衣上别着一枚咖啡色的毛选像章。我犹豫再三，终 于鼓足勇气，偷偷走过去，翻开衣服，摘下了像章。漂亮的像章到 手了，本来以为这么漂亮的东西会让我高兴一阵子，没料到结果却 是三重折磨：一来因偷东西而自责；二来不敢佩戴，怕被别人识出； 最后也为那丢像章的人难过。 扯远了。 [Back to top] (七) 再回荷花池 告别了妈妈，我和哥哥来到浙江乡下的老家。一别四年，我已经能 够记住一些事情了。荷花池是个小村子，一条石板路贯串全村的两 头。一头是小学，另一头是供销社。大姆家在靠近小学的一头，出 门不远，在小学的对面就是个小池塘。我猜荷花池定是因这个小水 塘得名，因为全村只有这一个水池。虽然我曾到那里洗过碗，却没 有看到里面有荷花。 四年的时间不算长，然而对我说来，好像一切都变了：语言不通、 功课跟不上、爸妈不在身边、没有玩的夥伴、连大姆妈也跟以前不 一样了。现在，我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比我大两岁多的哥哥。 我们家只有兄弟二人，哥哥从小就处处彰显出长子风范：聪明、懂 事、能干、善良、讲义气、又有责任心，深深为父母所喜爱，也为 我这个做弟弟的所钦佩和信赖。我对他的“领导能力”更是深信不 疑，他对我也是百般爱护，我们之间几乎从来没有吵过架、甚至也 没有红过脸，更不用说拳脚相向了。无论到哪里，我们都是“模范 兄弟”兼“学习榜样”。初到舟山，地生人更生，我更是与他形影 不离。一会儿不见他人影的话，我就像在哈尔滨时一样，扯开嗓子 “哥啊、哥啊”地大叫。左邻右舍的孩子觉得十分有趣，就用他们 的普通话来添油加醋地学我。我很窘，后来便改为喊舟山话，“阿 哥、阿哥”，可他们还是不放过我，令我非常气恼。 再说大姆妈。有一天吃完晚饭，哥哥很神秘地对我说，“大姆妈晚 上常常出去，你知道她去干什么吗？”“不知道”，我说。我想大 人有大人的事，我们管不着。哥哥对我说，“她刚才又出去了，我 们跟着她。”我们出了门，悄悄地跟在大姆妈的后面。只见她出了 村子，来到一个小土包前，停在那里做了点什么。几分钟后，她站 起身往回走。哥哥和我待她走远了，来到小土包，只见几柱香插在 地上，还冒着烟呢。我们顿时明白了，原来大姆妈是趁着天黑，来 到这里偷偷地上香。这可把我们俩气坏了，她怎么可以背着人搞这 种封建迷信的东西！哥哥一声令下，我们把香用脚踩灭，从地里一 根根拔出来，然后尽量向远处扔去… 当时我不明白大姆妈是为谁上 香，今天想来，她一定是为她几十年杳无音信的丈夫默默祈祷。好 在这种“革命行动”只采取了一次，搞多了难保不让大姆妈知道， 那该多伤她老人家的心哪。 那时的舟山虽然比国内大部份地区的生活好，可是还是很穷。比如 说电灯吧，平时没有，只到过年了才拉根电线过来，让我们光明几 天。我们斜对面的一家有一大堆孩子，冬天到外面玩的时候，头上 没有帽子，脚上没有袜子，手插在袖管里，最显眼的是薄薄的棉袄 上到处开白花。有一天他们家忽然热闹起来，好多人在他们门口围 观，原来是他们的大小姐与一个工人订了婚，毛脚女婿前来登门拜 访。这小伙儿长得有模有样不说，手上戴了块上海表，这可羡慕煞 了前前后后的乡亲，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 在那里我还平生第一次看到讨饭的。那也是冬天，飘着雪花，天非 常冷。一个爸爸领着一个看上去比我小一点的女儿，穿着有破洞的 棉袄，沿着小石板路，一家家地乞讨。到了我们家，大姆妈把早已 准备好的东西给了他们，他们就往下一家去了。望着他们离去的背 影，我心里难过得要命，觉得那个小女孩好可怜。我想象不出他们 每天是怎么生活的。 [Back to top] (八) 补课 荷花池小学的校舍十分简陋，只有三四间教室。我所在的三年级和 另外一个年级合用一间教室。当老师给一个年级上课时，另一个年 级便写作业。我们班共有两位老师，个子高的一位教算术和讲故事， 个子矮的那位是班主任，教语文和其它的课。两位老师都给我留下 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我们的班主任，至今我还记得她的相貌：瘦 瘦的，扎两根小辫子，常常一副忧郁的表情。她好像不是本地人， 十分严肃，大家都很怕她。听说因为她丈夫是县城的现役军人，所 以每到周末她都要乘公共汽车回城。有一次大家一起在教室里疯， 我挥舞着长板凳，不小心打碎了门上的玻璃。这可把我吓坏了，没 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办公室告诉班主任。没想到她什么都没说就 放了我。那时我才知道原来她很喜欢我。 不过这也难怪，因为那时我在班里已经是“最好”的学生了，而几 个礼拜前刚到舟山时，除了语文，其它的功课我都是“打狼”的。 那些年浙江和黑龙江的教育系统很不一样。离开哈尔滨时，我们还 在学校墙角旮拉背小九九，而舟山同年龄的孩子已经在学除法了。 舟山还有两门“传统课”，珠算和写大字 (毛笔字)，是我在哈尔滨 根本没学过的。刚开始上珠算课的那会儿，我的前后左右个个把算 盘珠子打得劈啪乱响，我则坐在那儿琢磨，为什么有的算盘上面是 一排珠子，有的却是两排？写毛笔字就更别提了。到舟山以前我从 来没摸过毛笔，也不会砚墨。没办法，别人写大字，我在一边描红， 可描红也不是那么容易，我常常把本子描得一塌糊涂。 为了帮我，大姆妈请来苏娣阿姑，每天给我补习。我这一生发愤努 力过三次。一次是77年高考的时候，一次是81年考研究生的时候， 还有一次就是在荷花池补课的时候。我拼命地学，囫囵吞枣，死记 硬背，不知不觉赶了上去，并且冲到前头。那时在课堂上我总是抢 着回答问题，考试也屡有上乘表现，一下子有了很多朋友。他们开 始善待我，特别是那些男生。在此之前，他们总是败在我们的女班 长手下，大家都憋着一口气。现在好了，有人为他们争气，我成了 他们的“英雄”。 [Back to top] (九) 回东北 1970夏，我幼年生活的又一个重大转折。七月，我妈再下江南，不 过这次她老人家是要把我们哥俩接回东北。 副主席的戒严令不知是何时解除的，反正我们可以回家与父母团圆 了，只是团圆的地方不是我们熟悉的哈尔滨，而是黑龙江农村，一 个叫作呼兰县、大用公社、汪家井大队的地方。 从定海回到哈尔滨，马不停蹄又上了北去的列车。这次乘的是我以 前从来没乘过的“慢车”。这种车在每个沿途小站几乎都停，所以 走不了几分钟就靠站了。更令我希奇的是车里的座位，光板，啥都 不包，地地道道的“硬座”。(相比之下，包着皮的硬座车可要软和 得多了。) 不知为什么，车厢里好像总有一股说不出的、不新鲜的味 道。光线也很暗，也许跟车厢里漆成深黄和深咖啡色有关。 呼呼悠悠了两三个小时，火车进了一个比较大的车站：康金井。妈 说一声“到了”，我们就下了车。出了站台，来到一个小广场，周 围大都是平砖房，只有几栋两三层的小楼房。我们被各式各样的农 民包围着，偶尔也看见几个城里人。(当然没有人告诉，但一看就看 出来。) 路上是来来往往的车辆，大部份是马车，偶尔也有汽车经过， 但是都很破旧，速度也比城里的慢多了。由于没有柏油马路，汽车 一过就扬起一阵土来。 我妈带着我们俩很快就找到了汪家井来的马车，爬上去，等了一会 儿就上路了。马儿不慌不忙地走，路边长的几乎全部是一人多高的 玉米。放眼望去，满目是充满生机的嫩绿色。风儿一吹，满地的庄 稼悉悉嗦嗦地一起摇摆，好像和走在前面的马儿在一起摇头。那远 处近处飘来的唰唰响声，跟马脖子上的铃铛交织在一起，飘进耳朵 里以后，又飘向远方。 走着走着就进了屯子。不一会儿就看见很多小孩在路边的一个大水 泡子里玩水。偶尔有人站起来，竟然都是赤条条，一丝不挂的。泡 子就是泥水坑，通常那里的土比较好，大家都到那里挖泥打坯。日 子久了，便形成了大坑，有的地方能有一人多深。再往前走，看到 几个小孩在骑牛玩，觉得其中一个很面熟，仔细一看，竟然是我在 黑大时的好朋友王天明。一进屯就遇见老朋友，自然十分兴奋，赶 紧跟他打招呼。天明认出我来也非常高兴，说过一会儿就来找我玩。 在后来的几年里，我们一直是好朋友。直到我上大学以前，我们还 常常在一起玩。八零年他考上北京农机学院后，我们才失去联系。 车老板把我们一直拉到家门口。我终于看见了我们的新家。那是一 个土房，共三间，房东一家五口住东房，我们一家四口住西边。一 进门是左右两口直径约各有一米的大铁锅，往左拐是我们住的那间。 对着门的那张桌子看着眼熟，原来是从哈尔滨搬来的，还是黑大的 财产。桌子前面有一张椅子。一铺炕从西通到东，占了整个房间的 三分之一还不止。炕头是一个小炕桌，炕尾是两只木箱和几条绵被。 炕的上面是南窗，窗上没有玻璃，贴的是透明的塑料薄膜。北边是 一个小窗。我站在凳子上往外看，看到的是房东家种的菜和向日葵。 [Back to top] (十) 农村 东北农村的生活和江南的、哈尔滨的完全不同。先说和吃有关的吧。 在哈尔滨时我们已经使用媒气，这里是烧柴伙。平时烧苞米杆，那 东西最多，每年每家能分到一马车，摞起来形成一人多高的柴伙堆， 要用叉子才能挑上去。遇到煮饺子等需要强火的时候就要烧豆桔了。 那东西一烧起来劈劈啪啪地响，坐在很远的地方都能感受到热气。 烧饭通常是一锅烩，下面煮土豆白菜，锅沿上贴大饼子，要不就在 上面蒸窝窝头或呛小米饭。到了夏天以后也常常吃角瓜，大葱和大 酱。当地老乡烧饭时，都是一个人又烧火，又做饭，可是我爸我妈 不行。顾了火就顾不了饭，顾了饭又顾不了火，所以我们常常帮忙 烧火。我们吃的是国家供应的口粮，都是陈年的，总是有一股霉味。 而隔壁房东家每次一开锅，米香、面香就飘过来，使我好羡慕。 东北农村吃的很简单，平时好像就是上面提到的几样，只有到了特 殊的日子才有所改变。一是遇到干重活，那一定要吃黏豆包。这种 豆包是用不同与懦米的一种黄米做的，里面是红色的云豆，粒大， 口感比较粗糙，比不了小红豆，更比了豆沙。黄米产量低，在“跨 黄河，过长江”的那种年代只能小面积地种种。但是因为吃了它特 别抗饿，所以是老百姓家里上好的“珍宝”，平时是吃不到的。相 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老贫农王大爷的笑话，讲到在忆苦思甜大会上， 他老人家义愤填膺，控诉地主在旧社会怎样剥削、压榨他之后，接 着总结道：“那会儿苦是苦呀，可黏豆包是广够吃…”然后他就被 民兵队长一把拉下台了。 (好像每个屯子都有自己的版本，但只是 略有出入。) 另外一个改善伙食的机会就是卖猪的时候。屯子里家家养两三口猪， 到了收购的时候，一半卖给国家，一半留着自个儿吃。杀猪是大事， 非常不简单。一口猪到被宰的时候，往往已经“身强力壮了”，先 要把它捉住，制服以后用粗麻绳捆紧了，然后一刀子用力捅下去。 放完血后，将多跟T型的铁棍从后面插到肚子里去，沿皮下形成许多 通道，再拼命往里吹气，把死猪吹成一个圆球。干这活没经过训练 的绝对不行，所以往往请会杀的来杀。杀好以后，猪血用来灌大肠， 猪肉用来炖一大锅酸菜粉条，白花花的，吃一口，那香味儿从嘴巴 进到嗓子，再从嗓子进到肚子，然后在肚子里飘来飘去，久久不会 散去。半头猪通常是两三天就吃完了，因为不光是自己家的人吃， 左邻右舍都被邀请来帮忙。 再有就是过年吃饺子了。馅有两种：白菜或者酸菜。过年的前几天 就开始忙着和面、剁馅、包饺子。反正是“猫冬”，不用出工，一 家人围着炕桌，和和乐乐地一起忙活。那时候，连平时从不做家务 事的老爷子们也挽起袖子，原来他们常常也是和面干皮的好手呢。 大多数人家都包上几百，甚至几千个饺子，放在水缸里冻着，天天 吃，顿顿吃，不知是好像吃不腻呢，还是不吃饺子就没了过年的气 氛，反正一直要吃到正月十五。 那时的农村一年四季吃不上什么水果，只有收香瓜时除外。香瓜通 常是生产队大片大片种的。一片瓜地有一个瓜棚，到了收获季节， 看瓜的就住在里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到了瓜地随便挑，广够 吃，但是一个不能拿。分瓜的时候，成麻袋地往家里搬，吃也吃不 完。 上厕所是另一番味道。在舟山时，屋子里有马桶，用过就盖上盖儿， 每天早上到河边去洗。在哈尔滨是两家和用一个蹲式的，轮流打扫。 水箱在上头，一拉绳就能冲。现在变成露天式，在房子东侧向阳处， 用苞米杆围成的，没有门，所以每次上那儿都特别小心，生怕里面 有人蹲着，碰着了大家尴尬。厕所大是大，可是每次去还要找在哪 里下脚。不需要蹲的话还好说，一蹲下来，两三条狗就围过来，在 你周围打转。往往是你自己还没看清，那热呼呼的东西就进狗肚子 了。 [Back to top] (十一) 家禽 屯子里的狗不仅吃屎，更爱吃好东西。有一次我爸辛辛苦苦熬了一 小锅荤油，放在炉台上凉着。房东大儿子家的一条狗闻到香味，悄 悄溜进来，两腿扒在炉台上，一头扎进锅里。几秒钟的功夫，一锅 荤油就狗肚了。等我爸发现的时候，那狗正在添锅沿呢。不难想象 我老爸当时是何等伤心，何等气愤。真是怒从心头起，恶从胆边生， 说时迟，那时快，老爸顺手抓起炉钩子，狠狠向那条恶狗打去。想 不到像他老人家那样一个文弱书生，发起怒来竟也有雷霆万均之力 和百步穿杨的神功！只听那狗大声惨叫着，一瘸一拐地落荒而逃。 后来好长一段时间，那瘸狗只要看到我爸，就呜呜呜地哀嚎着赶快 躲开。过了很久，那狗腿才恢复正常。 除了养猪和养狗，家家户户都要养鸡。鸡可以下蛋，肉又好吃，而 且也好养。我们家虽然不养猪，太麻烦，不养狗，我爸天生地讨厌 狗，但是养鸡却不甘人后。我哥和我在院子里用土丕搭了个鸡窝， 没窗，只有一个小门。鸡窝里有一根木杆子，是让鸡们晚上站在上 面睡觉的。平时剁一些菜帮子，伴上糠给它们吃，然后就等着捡蛋 了。这些鸡每次下蛋都回鸡窝，下完了，昂着头出来，格格格叫两 声，算是通知我们了。别以为捡鸡蛋是什么好活，因为鸡蛋常常掉 在鸡屎堆了，有时还在鸡窝深处，要用棍子拨拉半天才能整出来。 整出来后不能洗，要想办法擦干才好保存。 到汪家的第二年，我妈带着我哥到南方去的时候，一场鸡瘟席卷了 我们那一片地方。我家的鸡一只只得了瘟疫，耷拉下高昂的头。我 和我爸见此惨状，赶紧采取紧急措施，把它们抓来灌感冒药。可是 没有用，它们最后还是一起离我们而去。我们一面“伤心不已”地 为它们放血(这样肉还可以吃)，一面快乐地享受美味的“百鸡宴”。 我心里也暗自庆幸从此不必到鸡窝里去掏臭蛋了。 除了养鸡，我们家也曾养过一只非常漂亮的小猫。小猫从头到尾长 着一身白色和金黄色的细绒毛，是一个朋友送的，刚到我们家的时 候还是个只能添小米汤的小猫崽。后来慢慢长大了，每天晚上钻进 我们的被里和我们一起睡。我最喜欢让它睡我旁边，因为它睡着后 挤着你，那凉凉的小鼻子会发出呼呼的声音，带给我十分温馨的感 觉。白天里，小猫常常爬在窗户上晒太阳，懒洋洋的，好不写意。 有一阵子，我们家外面出现了另外一只猫，我们都没在意，这事就 过去了。后来我们的小猫就开始不对头了，总是没精打采的。直到 有一天，我们在箱子下偶然发现一窝小猫崽，共有五六只，个个和 它们的妈妈一样漂亮可爱，只可惜都已经死在血泊中了。年轻的小 猫第一次做妈妈，不知道怎样照顾它的孩子，我们也没有经验，结 果出现了这样的悲剧。更令人心碎的是，我们的小猫从此一厥不振， 一病不起。开始时是爬在炕上流鼻涕，后来终于一命呜呼了。我为 它难过了很久、很久。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养过猫。 [Back to top] (十二) 文化生活 那些年是没有什么文化生活的，除了偶尔可以看露天电影之外，听 的，看的只有那几个样板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只有两套节目，二 台每天下午两点开始播一个样板戏全剧的实况录音。我几乎是场场 不落，最爱听《奇袭白虎团》，最不爱听《海港》。可是不管咋样， 我永远是个忠实的听众。小半导体一开，爬在炕上一边听，一边跟 着又说又唱。但是每星期二下午中央二台休息，有时候忘记了，又 把半导体打开，听到的是一阵阵吱吱咋咋的杂音，心里空荡荡的。 那个下午就过得特别慢。 有一次，我们去康金井买粮的时候，大人带我们去电影院看了一场 电影。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彩色的，是京剧《智取威虎山》全剧。 茫茫林海，皑皑雪原，杨子荣、少剑波、小常宝、李勇奇、座山雕， 真好看啊，我都呆了。 听多了，自然会唱。那时候无论大人还是小孩，人人都能喊两嗓子。 大队里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演平剧的样板戏，词是现成的，调 自己编。虽然自己编的调子唱来唱去就那个味儿，可演出的时候， 戏装一穿，油彩一抹，锣一敲，鼓一打，还真像那么回事。后来插 队干部也排练了几个京戏折子戏，我记的最清楚的是《沙家 》里 的《智斗》一场，因为在大家一致推荐下，我妈成了阿庆嫂的扮演 者。那次演出非常成功，后来好像还被邀请到别的屯子去巡回演出。 我们院子里的下屋(仓房)放着很多我们从哈尔滨带来的纸箱。一开 始我并没有在意里面是什么东西。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那里玩的时 候，发现里面是一摞一摞的《人民文学》杂志。我把绳子解开，拿 出一本就在下屋读了起来。结果一读就上了瘾，又不敢让我爸知道， 每次读完便放回纸箱里。就这样，我慢慢把几年的《人民文学》读 完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篇叫作“总有一天”的长篇小说，可惜 那时候不在乎作者是谁，所以现在也不知道那是谁写的。 [Back to top] (十三) 学校 汪家是个大屯子，从东到西整整有两里路。我家住西头，学校在东 头，我上学每趟要走差不多半个小时。学校里共有七个年级，五年 小学，两年中学，在周围的屯子里算不小了。学校的校长姓孙，是 个不学无术，又心胸狭隘的外屯子人。有一次这老兄来我们班代语 文课，恰逢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祭，便大放厥词地谈起《国际歌》来， 说什么《国际歌》是由欧仁作词，鲍迪埃作曲。我回家后把这笑话 告诉家人，爸爸妈妈马上警告我，不许说出去，因为这孙校长已经 对我们家怀有敌意了。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几个月前，孙校长突然心血来潮，号召全校 师生给校领导提意见，帮助领导改进工作。我哥那时是中学生，还 真的认认真真提了几条。哪知道这下踩了老虎尾巴，校长大人跳脚 了。一会儿说“有人骄傲自满”，一会儿说“阶级斗争新动向”， 一会儿说“事情不那么简单”，闹得满城风雨。后来还是在我哥的 班主任的劝说下，校长大人才平静下来，不再追究了。然而，我相 信我爸我妈从这件事中一定吸取了难忘的教训。尤其是我妈，她那 时还是学校的代课老师。 原来刚进屯的时候，所有插队干部都和社员一样出工干活。对这些 “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老九来说，无论如何卖力，顶多只能算 大半个“半拉子”。在地里虽然个个奋力争先，但是不仅速度慢， 活的质量也差，常常累得人仰马翻，实在是惨不忍睹。好在那时候 党和人民还照发他们工资，没有让他们靠工分吃饭。日子久了，队 里的领导意识到与其让这些知识分子在地里摸爬滚打，不如让他们 去学校发挥一下自己的特长，于是从他们中间抽了几个人到屯子里 的学校当老师，我妈就是其中一个。 那时中学要学俄语，我妈又正好是教俄语的，所以就被选中了。然 而，那年头不时兴念书，教书不容易，本来是接受再教育的，现在 来教育别人，就更不容易了。可是几个“大学老师”个个兢兢业业， 大获好评，于是队里又从插队干部中抽了更多的人进学校。我妈是 个认真的人，又老实巴交的，管不住大孩子，常常被他们气得掉眼 泪。学校决定让她做低年级的班主任，不知有意无意，那个班恰好 就是我所在的班。 给自己的妈当学生有时是件很尴尬的事，表现好也不太捞得着表扬， 有一点差错马上受批评。那时我还小，不知道我妈是啥感觉，反正 我觉得别扭，虽然我多少能理解一点我妈的难处。当然，有时候我 还是有些怨她。有一次算术考试我考糊了，只得70多分，我现在还 清楚地记得我妈的原话： “大家这次都考得很好。可是有一个人，平时好像学习还不错，可 是这次只考了70几分……” 我坐在那里，脸涨得通红，不敢抬头看，可心里十分不服气，跟我 妈争辩：学习好就是学习好，什么叫好像学习不错？不过我没有勇 气跟我妈当众顶嘴，也知道那样做会让别人笑话。好不容易等到下 课，我赶紧装着若无其事地离开教室，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几个 同学围过来安慰我，告诉我他们相信我绝对是班里的第一名，我这 才好受一些。现在想来，我妈是想用这件“意外”来教训我，免得 我自高自大，她着实给我上了终生难忘的一课。 [Back to top] (十四) 回城 冬去春来，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无忧无虑地在汪家井生活着。念完 三年级，四年级，转眼就到七二年，上五年级了。我已经习惯了这 里的生活，觉得这里就是我的家，一辈子就在这块黄土地上了。有 一次从外面玩完回家的时候，看到我妈坐在炕上，眼圈是红的，显 然刚刚哭过。我装着没看见，想要离开的时候，我妈把我叫住了， 问我知不知道她为什么哭。我茫茫然地摇摇头。她对我说妈妈哭是 因为不知道前途在哪里。我更茫然了，什么是前途？周围的人不都 这么活着吗？ 我想我妈心里一定在后悔。其实当年只有我爸被省文联选中下乡， 我妈和我们是不必来插队的。可是我爸我妈心想响应主席号召是好 事，就主动要求全家一起插队。谁知几年过去了，返城的日子遥遥 无期，希望越来越渺茫了。爸爸妈妈一辈子老老实实做人，到头来 却被人欺骗了，能不伤心吗，恨自己当初太傻吗？ 秋天的一日，学校里的老师交头接耳传说着一重大新闻：林彪倒台 了！不久，主席又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后来插队干部中又传说要 回城了。果然，第一批回去了，第二批也很快回去了，我们家是最 后一批，直到冬天才撤离的。那天黑大派来一辆“大解放”，我们 家和另外一家合用。到哈尔滨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妈的一个同 事在家宴请我们，然后我们就搬进自己的新家。那本来是一栋学生 宿舍，现在给返城的老师们住。 一回哈尔滨，我马上到清滨路小学报到，因为再有几个月就要上中 学了。学校让我选去哪个班，我毫不犹豫就选了我四年前所在的那 个班，因为我喜欢那位姓潘的班主任。她长得又瘦又小，当时应该 有四十多岁了。本来以为城里的教育水平高，我去了又要紧赶慢赶 才跟得上，没想到我非常轻松就成了“尖子”，深受老师和同学的 喜爱。毕业时班上六十个学生选“三好学生”，我得五十八票。缺 的两票，一票是我自己，另一票是“新华印刷厂”的女生。可怜的 她，下课后遭到男生的围攻，只因没有投我一票。 寒假里，开学前的一天，我们家突然来了三个陌生的客人，其中一 位自我介绍说她是师院附中的刁老师，另外两位是即将到她班的学 生，那位男的就是后来上了吉大法律系的孟周，那位女的姓高，现 在不知在哪里。他们来我家的目的是要认识一下我，了解一下我家 的情况。后来上了学，我才知道那是一次面试。面试之后，刁老师 就决定让我当班长了。 [Back to top] (尾声) 告别了童年生活，我的人生开始了新的一章。小时候的事情至今还 记得一些，但更多的已经模糊了。因为留下的不多，所以就很珍贵， 值得继续保留下去。回头去看的时候，好像见到一排小小的脚印， 轻轻地印在心版上，抹也不能抹去，而且每次一抹，好像除掉了上 面的灰尘，使这些足迹反而就更清晰了… [Back to top]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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